1 引言(Introduction)

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 河流是生物圈物质循环的主要通道之一, 具备诸多服务功能和生态价值(Karr et al., 2000).然而, 人类对于河流资源的高强度开发扰乱了河流流态与水文循环、打破了河流生态系统的平衡, 导致河流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日益衰减(罗火钱等, 2019).为保障河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不断完善水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章, 探索创新流域监管制度, 展开多重尺度的流域专项修复行动.2016年12月, 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 开始实行流域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 努力构建全社会共治的平台.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生态环保为目标引领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 并将长江经济带划为我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文明实践区和环境优先的前提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试验区.同年, 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发布《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要求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从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染等方面分别开展长江污染源治理和生态修复, 并且提出了详细具体的2020年考核目标.在日趋严格的河流生态环境管理政策背景下, 河流健康评估作为一种管理工具, 将有助于流域管理者提高流域管理决策能力, 更具有推进流域可持续管理及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针对河流健康评价, 许多国家地区都已建立相对成熟的调查方法与评价体系, 包括澳大利亚溪流状况指数(Index of Stream Conditions, ISC)、美国快速生物评价协议(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 RBPs)、英国河流栖息地调查(River Habitat Survey, RHS)方法、南非栖息地完整性指数(Integrated Habitat Index, IHI)、欧盟水框架指令(The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等.我国于2010年也出版了《河流健康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V1.0》, 用于指导全国河流健康评价试点工作, 这为我国河流健康评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基础上, 我国学者针对不同流域情况开展了大量河流健康评价实证研究.渠晓东等依据浑太河流域340个样点的栖息地和水质评价结果, 构建包括分类单元、相对丰度、耐污特征、优势类群和功能摄食类群等8个大型底栖动物核心生物指标, 以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评估指数来表征河流健康程度(渠晓东等, 2012).韩春华等基于对闸控河流健康概念与内涵的全面分析, 构建了包括水系连通性、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水质、富营养化指数、污水处理率等在内的20项指标, 对沙颍河典型断面进行河流健康评价, 并基于河流健康进行流域内需水预测与水资源优化配置(韩春华等, 2018).魏春凤等识别影响松花江干流河流健康的影响因子, 建立了涵盖水文水资源、水生生物、河岸带物理结构及社会服务功能等在内的14项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这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松花江干流2006年和2015年的河流健康状况进行评价(魏春凤等, 2018).陈歆等基于拉萨河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构建了包含水文、水质、生物、生境、服务功能5个要素12个指标的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为拉萨河流域河流管理、保护工作提供参考(陈歆等, 2019).尽管现有研究拓展丰富了河流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尺度多以自然流域为主, 仅从河流健康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角度对河流的自然生态系统状态和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在河长制等一系列的水环境管治政策背景下, 人为划分和管控的河流生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响应, 这种相互响应的关系及其反馈机制也应被考虑在河流健康的内涵中,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此对河流健康的内涵进行扩展和评价.

2 DPSR模型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PSR model)

研究选择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 Driving force- 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来描述河流生态系统及其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响应关系.DPSR模型源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PSR模型自1979年由加拿大Rapport等学者提出以来, 逐渐成为了环境领域研究的重要方法体系之一(Månsson, 1996).2002年, 我国学者左伟在PSR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提出“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相较于PSR模型, DPSR模型增加了生态环境系统变化驱动力的概念模块, 强调导致环境压力与状态变化的驱动作用, 将社会、经济、人口的发展和增长作为促使各种人类活动产生的一种驱动力(左伟等, 2002).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 同时向环境排放污染物, 进而对环境产生压力；环境压力造成生态环境状态的变化, 这些变化促使人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又作用于社会、经济和人口所构成的复合系统或直接作用于环境状态和影响驱动力, 进而构成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关系.目前, DPSR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区域战略环境评价(顾玉娇等, 2010)、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张幸等, 2012；王非等, 2018)、能效水平评价(Wei et al., 2017；李壮茂等, 2018), 而将DPSR模型用于探究人类社会与流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反馈机制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将DPSR模型概念与河流健康评价相结合, 构建区域河流健康评估DPSR模型逻辑框架, 探究复杂系统中人类社会与流域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反馈机制(图 1).其中, 社会、经济驱动力是导致河流健康压力的产生, 是河流健康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压力子系统反映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河流系统的干扰所造成的压力；状态子系统反映出河流系统在压力干扰下状态的呈现及改变；响应子系统主要反映出针对河流系统状态的改变, 人类社会作用于系统功能上的政策行动响应.

3 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Development of index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iver health)

在基于DPSR模型的河流健康评价理论框架下,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稳定性、可比性原则, 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4个维度构建区域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3.1 驱动力系统(D)

人类社会发展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驱动因子, 可从经济发展驱动力和社会发展驱动力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中, 经济发展驱动力主要从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规模效应进行衡量.社会发展驱动力主要从社会发展的速度、结构进行衡量.

1) 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增长驱动人类社会对水资源产生更大的消耗与需求.GDP是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GDP的增长速度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也是推动各种生产建设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

2) 工业产值占比：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结构.在多元化产业的经济结构中, 工业行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驱动力最为显著.区域工业发展情况通常采用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它是反映一定时间内区域工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的重要指标, 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可以体现出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环境的需求驱动力.

3) 农业产值占比：同样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结构.区域农业特别是畜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利用, 其与区域水资源尤其是区域河流的需求驱动力联系紧密.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可以体现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环境的需求驱动力.

4) 工业园区规模扩张速度：用于衡量工业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工业园区的建立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发展, 最重要的是保障工业企业生产建设的顺利运行, 地区产业的集聚发展.因此每年区域工业园区的占地面积扩张速度, 也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标志之一.

5) 规模化畜禽养殖比例：用于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促使畜禽养殖日趋规范化, 因此畜禽养殖规模化、集约化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区域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状态.

6) 人口增长率：用于衡量区域社会发展速度.人口增长率是反映人口发展速度和制定人口计划的重要指标, 它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的程度和趋势.人口的增长对于社会经济有更多的要求, 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同时也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7) 人口城乡结构：用于衡量区域社会发展结构.城镇化进程加快, 农村青壮年持续外流、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代际空间选择的变迁, 城镇和农村劳动力结构逐渐改变, 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 从而城镇、乡村对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改变, 因而也具有一定驱动力.

3.2 压力系统(P)

在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等驱动作用下, 人类需要不断开发、利用、占有资源, 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从而直接作用于河流系统, 对河流环境、资源造成直接压力.因此, 河流压力系统主要从河流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两方面来衡量.这里考虑的河流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于沿岸工业企业生产、入河污水排口、固废储运、码头、船舶运输, 此外, 还考虑了区域整体环境风险水平带来的压力.河流资源压力主要考虑河流、岸线资源利用程度和岸线开发规模.

1) 化工企业比率：化工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存在的危险性也是相当大.化工生产工艺多数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中毒、易腐蚀的情况.区域化工企业的规模对于区域环境风险有着较大影响, 尤其对沿河区域来说, 化工企业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压力作用明显.

2) 高风险企业比率：高风险企业聚集区域的不断增多, 增加了突发环境风险概率.具体可依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划定沿河高风险企业名录, 从而计算高风险企业比率.

3) 企事业单位排口、农田退水排口、雨洪排口污水超标率：入河排污口若质量不达标, 可能对河流带来严重的水资源污染甚至安全风险, 因此也是国家近年来在水环境治理方面一直重视的指标之一.

4) 违规固废堆存处数量：固体废物是不能排入水体的液态废物和不能排入大气的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物质.由于多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一般归入固体废物管理体系.固体废物是环境的污染源, 如果大量的固体废物乱堆乱放甚至直接向河流倾倒, 不仅会导致水域面积的减少, 航道淤塞, 而且使水体污染, 水质下降.固废违规数量越多, 则对流域生态环境威胁越大.

5) 非法码头比率：码头是矿产品开采、生产、运输、装卸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码头若是无序发展、分布散乱, 则在其运输、装卸过程中, 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的概率将会增加.

6) 船舶污水排放超标率：船舶水污染物是指船舶营运产生的含油污水、残油(油泥)、生活污水、化学品洗舱水和船舶垃圾等.防治船舶水污染物非法排放转移处置污染环境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

7) 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水平：区域突发环境事件特别是重特大事件不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往往对区域资源环境也会造成重大影响, 甚至是不可修复的.因此, 环境风险问题对河流的危害和环境影响不容忽视.根据《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评估区域河流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大小可以反映出区域环境对河流健康的压力.

8)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主要衡量区域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 水资源的开采利用需求日渐攀升, 往往导致河湖水面的萎缩, 甚至干涸, 给区域水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高强度压力.

9) 岸线利用率：岸线利用率与沿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是岸线资源集约利用程度的体现, 时沿河开发秩序的重要标志之一.岸线利用布局不尽合理, 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及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影响.

10) 岸线工业企业占地面积：无论是已利用岸线的类型调整、还是未利用岸线的开发, 工业都是岸线投入的主要方向.区位条件、腹地经济、发展需求、工程技术条件以及岸线利用管理的相关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演变, 将直接推动岸线利用状态与格局的转移.在工业推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工业企业带来的污染对岸线和河流产生得生态环境破坏也不容忽视.

3.3 状态系统(S)

状态指标是河流在经济社会发展驱动、水资源环境压力的作用下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最直观的呈现.主要从水环境质量状态、河流岸线环境质量状态、水环境安全风险状态等三方面展开评价.水环境质量指标包括水体流速、流量、水质达标率、底栖动物数量、生物多样性指数、保护物种种群数量.河流岸线环境质量状态包括：生态红线区(含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受破坏面积比例、受破坏岸线比例、岸线植被覆盖率、河流及岸线生态服务功能.水环境健康风险水平则属于水环境安全风险状态.具体指标如下：

1) 水体流速、水体流量：流速是河流水文状况的要素之一, 也是重要的生态因子.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河流流速是河流生境以及生物组成的主要决定因素, 流速与流量, 洪水频率及洪水量等其它水文参数一起较大的影响了河流生境的质量, 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河流自净能力, 因此用河流的流速流态状况来表征河流的健康状况, 能有效明确河流的水文状况以及生境条件.

2) 水质达标状况指标：河流的水质指标是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直接与人们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当河流的水体遭受到污染后, 河流的水质就会变差, 从而造成河流生态环境的破坏, 同时对河流内生物甚至对人类产生危害, 所以测定河流的水质状况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河流是否受到了污染.依据区域水功能区划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要求, 分别测算河流水质断面达标率、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下游跨界断面水质达标率, 作为衡量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

3) 底栖动物数量：在河流生态健康评价中, 水生生物的鉴定被认为是评价的基础, 尤其是大型底栖, 它是一种长期生活或某个时期生存于水底的无脊椎动物, 且拥有复杂庞大的物种它所包含的种类较其他水生动物显得更加复杂.在河流生态系统中, 大型底栖动物对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该指标对河流受到的干扰有着强烈反应, 因此可以作为指标来反映河流遭遇干扰的状况.

4) 生物多样性指数：生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可以反映区域河流生态环境中物种的完整情况.选取反映物种多样性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选取的指标为物种丰度指数(H)：

(1)

式中, S为区域内所有监测点中出现总物种数；P_i为监测点出现的物种数；N为监测点数量；H为群落物种丰度指数.

5) 保护物种种群数量：从珍稀水生生物相对密度、物种数量增长或稳定状况等方面同历史同期数据或历史优良时期比较综合确定分级标准作为定性判断的依据, 定性评价可划分为优、良、中、差、劣5类.在最后定量评价并划分河流健康等级后, 需对定性指标的评价结果做解释性说明, 待条件成熟后, 定性指标也可适时转化为定量指标.

6) 生态红线区(含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受破坏面积比例：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是保障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生态红线包括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受损会直接影响当地河流的健康, 因此将区域生态红线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受破坏面积比例作为河流健康状态评价的指标之一.

7) 受破坏岸线比例：码头、取水口、堤防、桥梁和滩涂的资源利用都需要相对比较稳定的河岸保证.在自然的状态下, 河流也会发生淤积, 但对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河流来说, 河岸侵蚀更为严重, 如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河岸边植被的破坏、以及对河流的挖沙等等, 都会改变水流状态, 破坏河流的形态结构.把河岸受破坏率纳入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一方面可以反映河岸的稳定程度, 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人类的活动对河流产生的影响.

8) 岸线植被覆盖率：从生态角度来看, 植被的干枯落叶和盘旋的根系可以对地表径流中的存在的大量沉积物和人为污染物进行截留和过滤,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水土流失和污染的现象, 因此植被覆盖率越大, 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效果越好; 如果河流岸坡没有植被覆盖或植被覆盖率非常小, 就物理功能来说, 水流流速就不能得到岸坡的很好控制, 严重的会导致岸坡被侵蚀, 影响结构的稳定.因此该指标可以表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9) 河流及岸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对河流及岸线来说, 主要包括河流岸线生态系统产品中的供水、调蓄洪水、水产品生产、内陆航运、休闲文化功能共5项功能.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价方法, 结合基础数据资料的可收集性, 对河流及岸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进行定量评价.

① 供水功能.运用市场价值法计算供水功能的经济价值,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2)

式中, V_w为供水功能的经济价值；Q_w为区域总供水量；u_w为地表水供给占总供水量的比率；u_w¹为生活和工业用水占区域总供水量的比率；u_w²为农业生产及其他用水占全国总供水量的比率；P_w¹为当年生活和工业用水的市场价格；P_w²为当年农业和其他用水的市场价格.

② 调蓄洪水.运用机会成本法计算调蓄洪水的经济价值, 利用其保护耕地而避免产生的综合农业损失来进行计算,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3)

式中, V_f为调蓄洪水的经济价值；S_f为保护耕地避免受损的面积；P_f为单位平均综合农业受灾损失值, 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取值.

③ 水产品生产.运用市场价值法计算水产品生产的经济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4)

式中, V_c为水产品生产的经济价值；Q_c为河流淡水产品的产量；P_c为淡水产品的市场价格, 以当年实际情况取均值.

④ 内陆航运.运用市场价值法计算内陆航运的经济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5)

式中, V_n为河流航运的经济价值；Q_n¹P_n¹为全国内陆航运的货物周转量；Q_n²为全国内陆航运的旅客周转量；P_n¹为货物水运的单位价值, P_n²为旅客水运的单位价值.以当年实际情况取均值.

⑤ 休闲文化.运用市场价值法计算休闲文化的经济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6)

式中, V_t为休闲文化功能的经济价值；I_t为区域已建水利风景区旅游直接获得的收入.

10) 水环境健康风险水平：河流的健康不仅指河流本身的生态环境健康, 也包括了河流对人类社会所营造的良好环境.健康的水环境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优质生态产品.在自然、社会压力之下, 河流水环境状态是否安全, 严重关系到人类健康, 尤其是沿河地带居民生活.研究将水体污染与人体健康定量联系起来, 根据不同污染物对人体产生的不同影响, 建立致癌物与非致癌物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从而直观描述人体暴露在环境中时, 受到污染物产生的危害, 也是衡量河流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

3.4 响应系统(R)

当人类意识到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时, 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种一系列的链式反应即生态系统对人类干扰压力的变化, 再到人类对生态系统变化的响应.因此, 响应系统指标考虑河流管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整治行动, 相对应于压力和状态系统所进行的反馈, 分别从对河流环境压力响应、河流资源压力响应、河流及岸线环境质量状态响应、水环境安全风险状态响应角度考虑.河流环境压力的响应指标包括入河排污口整治、城镇生活污泥处理、城镇生活垃圾处置、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化肥农药使用、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等.河流资源压力的响应指标包括：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水资源消耗强度控制、化工企业入园集中化管理等.河流及岸线环境质量状态的响应指标包括：政府专项整治工作完成情况、政府对公众投诉处理完成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覆盖率等.水环境安全风险状态的响应包括：开展EHS管理体系建设企业比率、开展风险评估和建立应急预案企业比率、环境责任强制险覆盖率.具体指标见表 4.

1) 城镇生活污泥处理率、城镇生活处置情况：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是城市化发展、人口增长的必然产物, 主要来源于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如住宅、机关、学校及工业企业卫生间等.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所含的污染物容易腐化而产生恶臭, 细菌和病原体以生活污水中有机物为营养而大量繁殖, 导致传染病蔓延流行, 并且污染水体.同时,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富含有机质、各种病原体、各类重金属, 处置不当, 极易腐烂发臭, 产生二次污染而重新回到土壤和水体中, 影响河流水体健康.

2)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对于沿河村庄来说, 乱堆乱放形成的生活垃圾、离田农业生产废弃物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及河流(湖泊)一定规模的漂浮垃圾都会对沿岸河流(湖泊)带来污染威胁.因此积极探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是国家环境保护攻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中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遏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具体要求之一.

3) 化肥农药使用量同比上年减少率：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会随灌溉用水、雨水流失入河, 造成河流污染.含有化肥的肥水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 同时含农药的水对渔业养殖也有很大的危害.因此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 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利用和替代利用, 推广测土配方技术等, 是控制农业污染源, 减少河流污染的重点之一.

4)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进行“一控两分三防两配套一基本”标准化建设, 着力解决养殖业污染,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不同畜种不同清粪工艺最高允许排水量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执行.着力提升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2020年年底前, 所有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 生猪等畜牧大县整县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5) 企业排污口污水水质查询二维码设置率：依托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监管人员和公众利用手持移动设备, 通过浏览器或微信扫描标识牌的二维码, 获取排污单位基本信息、监测数据、执法情况等排污单位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守法、部门联动、社会监督, 提升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提高社会监督的公众参与度, 从而对减少环境污染, 产生正面响应.

6) 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水资源消耗强度控制：优化水资源配置, 有效保障生态用水需求,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健全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 加快完成跨省水量分配, 严格取用水管控.严格用水强度指标管理, 建立重点用水单位监控名录,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其他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7) 化工企业入园率：根据“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 加强工业污染治理, 优化产业布局, 规范工业园区环境管理.加快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现有重污染行业企业要限期搬入产业对口园区.化工企业的集中管理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集中管控和治理, 也是降低能源资源损耗, 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率的必要途径.

8) 政府专项整治工作完成情况：主要侧重环境类专项整治, 比如在2018年初, 生态环境部在重庆召开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暨试点工作启动会, 打响了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的“发令枪”.其他专项行动根据各区域安排而不同, 包括黑臭水体专项整治、区域水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治理行动等.需要根据区域各项行动计划安排, 评估进度和完成情况.

9) 政府对公众投诉处理完成率：按照环保部有关文件要求, 各地区环保局门户网站开通环保部的“12369网络举报平台”专题链接, 实现可在全国各地登录市环保局门户网站点击举报平台, 就所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实名举报.这里主要针对河流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投诉处理情况统计.

10)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覆盖率：加强工业污染治理, 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强化工业企业达标排放, 深入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按照“核发一个行业, 清理一个行业, 达标一个行业, 规范一个行业”的思路, 启动固定污染源清理排查工作,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列入规定排污名单的单位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目标计划在2020年年底前, 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11) 开展EHS管理体系建设企业的比率：EHS管理体系是环境管理体系(EMS)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两体系的结合.企业对其全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行为的原则与意图的声明, 体现了企业在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保护方面的总方向和基本承诺.EHS潜在的效益包括：减少伤害、事故、污染物、废物、经营成本和潜在不利因素, 提高可造性、效益、信誉和可信度.企业建设EHS体系也是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响应.

12) 开展风险评估和建立应急预案企业的比率：为降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突发性环境事故风险, 减少事故损失, 开展风险评估以及建立应急预案对于企业的发展必不可少.尤其是沿河石化、化工、医药、纺织、印染、化纤、危化品和石油类仓储、涉重金属和危险废物等重点企业环境风险评估, 限期治理风险隐患.企业是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的责任主体, 应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 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应急预案编制, 并对编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负责.

13) 环境责任强制险覆盖率：环境责任强制险是指以从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因其污染环境导致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有力措施和具体行动, 是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根据国务院工作要求, 2007年、2013年, 环境保护部联合保监会两次发布文件, 指导地方推进环责险试点工作.目前, 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开展环责险试点, 覆盖涉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

4 结论(Conclusions)

河流健康不仅是河流自身的生态环境、资源环境状态的问题, 更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类行为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河流发展状态, 尤其是针对河流环境治理修复的一系列排查整治行动和管控政策, 对河流的健康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涵盖了对河流自然状况的健康评估, 还考虑了当前在河长制的河流管控制度背景下, 水资源消耗总量、强度双控行动、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责任险制度等环境管理行动与政策制度趋势, 结合河流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综合技术方法, 综合环境、生态、水利、经济等多学科研究领域, 从系统分析的角度阐述人与河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 呈现出河流健康全过程评价以及问题反馈.在此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可结合层次分析、模糊数学、灰色矩阵等理论进行算法耦合, 开发区域河流动态评估方法体系, 从而全面评估和诊断河流健康状况.进一步可根据健康评估结果, 开展河流健康水平在区域空间尺度的横向对比、时间尺度的纵向对比, 分析河流目前存在的优势条件和劣势问题.还可根据驱动力系统与状态系统之间的响应关系, 进一步探讨区域社会发展与河流环境之间的健康平衡关系, 对区域空间人口、经济等因素开展动态响应模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河流资源、环境、政策等条件, 设计政策优化目标路径及响应措施机制, 从而构建一套具备河流健康动态评估机制与政策目标优化响应机制相结合的河流健康评价体系, 为河流健康水平的全面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引导区域河流健康可持续发展.

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使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明确, 贯穿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全过程.有助于探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将如何做”3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从而成为衡量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之一.可广泛地应用于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水资源、土地资源指标体系研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及环境保护投资分析等领域.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DPSR模型构建的河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为河长制背景下针对区域河流的修复治理及管控行动的成效提供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参考.考虑到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可参考性, 本指标体系指标涉及了河流生态环境、岸线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评价指标, 评价覆盖范围较广.同时本指标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在实际应用时可根据河流健康评估区域的管理措施、管控目的、监测需求等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的调整、完善与优化, 从而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河流健康综合评价体系.本研究随后也会将此评价指标体系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河流健康评价与管理实践中, 开展针对性的河流健康评价并且根据当地管理需求设计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健康评估指数, 与大数据平台相结合, 定期发布评价结果.并基于评价结果分析影响河流健康的问题和管控行动存在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探索河流健康政策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