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流层臭氧(O3)是最为典型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产物(唐孝炎等, 2006), 其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生长均有较严重的负面影响(Felzer et al., 2007;Zhu et al., 2011), 同时作为一种温室气体还对全球变暖有贡献作用(Alexander et al., 2013).O3主要通过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光化学反应生成, 反应过程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掌握和了解O3与前体物之间的敏感性关系是开展O3防控的重要方面.相对增量反应活性(RIR)、EKMA曲线等方法常用来判断一个地区的O3是处于VOCs控制区、NOx控制区或是过渡区(Cardelino et al., 1995;Wang et al., 2017;蒋美青等, 2018), 这些研究可以通过空气质量三维模式或者基于观测的盒子模型(OBM)实现,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由于OBM模型的方法本身不必依赖于清单等数据, 作为三维空气质量模型的一个补充, 近年来受到广泛应用(蒋美青等, 2018).
在我国,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关于O3生成敏感性的研究开展的较早(Wang et al., 2016), 而其他地区如重庆、成都、武汉、长沙、贵阳等地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基于OBM模型开展了相关研究(Lyu et al., 2015;苏蓉等, 2018;伏志强等, 2019a;2019b).从过去的基于OBM模型的研究结果发现, 城区的O3多处于VOCs控制区, 且主要的VOCs敏感物种类别往往是烯烃和芳香烃, 郊区或乡村地区的O3则多处于NOx控制区或过渡区, 如兰州的人寿山公园、重庆的缙云山、珠三角的西角、天津的武清等地(Ran et al., 2012;Xue et al., 2014b;蒋美青等, 2018).O3对前体物的敏感性在不同时段会有所变化, 如Pan等(2015)发现江苏一农村站点O3浓度早晨是VOCs控制区, 但下午却表现出NOx敏感性;Lyu等(2015)研究发现, 武汉市一城区站点O3在7月呈现出NOx控制区, 而在其他月份处于VOCs控制区.
近年来, 成都市经济发展迅速, 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O3污染问题严峻, 开展O3污染防控及成因研究十分紧迫, 然而基于OBM模型方法开展成都市O3生成敏感性的研究还十分缺少.Tan等(2018)分析了2016年9月成都市4个站点的O3生成敏感性, 发现城市上风向、城中心及城市下风向的3个城市站点均处于VOCs控制区, 而工业区站点处于过渡区.从历史空气质量数据来看, 4—8月是成都市O3污染重且超标集中的时段(吴锴等, 2017;张倩倩等, 2019), 但目前尚未见采用OBM模型方法开展该时段O3生成敏感性研究的公开报道.总体而言, 现阶段基于观测的成都市O3生成敏感性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时长、研究时段代表性等方面还显得十分不足, 有关O3的形成机制研究还十分薄弱.因此,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成都市O3污染形成机制, 本研究于2019年4—8月在成都市典型的城区站点开展O3及VOCs、NOx等相关前体物的综合观测, 利用OBM模式对成都市O3生成敏感性及收支进行探讨分析, 以期为成都市的O3防控提供科学参考.
2 方法(Methods) 2.1 监测地点与测量方法2019年4月1日—8月31日期间, 开展了O3、NOx、CO、PM2.5、VOCs等污染物及气象参数的观测.观测地点(图 1)位于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顶楼超站(104.07°E, 30.63°N), 距地面约35 m, 处于成都市二环路与一环路之间, 邻近一条交通主干道, 站点周边以居民生活区为主, 周边餐饮、商业等配套齐全, 具有成都市典型的城区特点.虽然该站点距离交通干线较近, 但以往的VOCs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 该站点对应的挥发性有机物贡献中移动源占比为25%~30%(王成辉等, 2020), 与成都市源清单中的移动源占比和VOCs受体源解析结果中移动源的占比较为一致(Simayi et al., 2020), 说明站点并未受到周边局地移动源的显著影响.因此, 认为本站点可以较好地代表成都市尤其是城区范围内的大气污染特征.
VOCs浓度由TH-300B大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仪监测获得, 监测仪器采用超低温在线预浓缩与GC-MS/FID联用检测技术.环境大气通过采样系统采集后, 样品进入浓缩系统, 在毛细管捕集柱中被冷冻捕集, 然后快速加热解吸, 进入分析系统, 经色谱柱分离后被FID(氢火焰检测器)和MS(质谱检测器)检测, GC-FID通道检测C2~C5碳氢化合物, GC-MS通道检测C5~C12的碳氢化合物、卤代烃(HVOCs)、含氧挥发性有机物(OVOCs)和含氮挥发性有机物(NVOCs).该VOCs监测仪器24 h自动运行, 时间分辨率为60 min, 其中样品采集时间为5 min, 每日共采集分析大气样品23个.VOCs各组分的检出限为0.02×10-9~ 0.07×10-9 (体积分数), 为了加强VOCs监测数据的质量保障与控制, 每日的0:00通入4×10-9的PAMS标气(Linde)进行VOCs单点浓度校准, 对每天的数据进行峰窗漂移校准;至少每1个月开展一次多点标定和空白实验, 校准气体分别是TO15(Linde)和PAMS气体, 多点校准的可决系数在0.99以上.监测期间因仪器维护等原因, 累计获得了2914组VOCs数据, 每组数据共计定量监测出80种VOCs物种(28种烷烃、10种烯烃、1种炔烃、13种芳香烃、7种含氧化合物、20种卤代烃、1种含硫化合物).
NOx、CO、O3的监测仪器采用的是澳大利亚Ecotech公司的气体分析仪, 相对湿度、温度、风速、气压等气象因素监测仪器为DAVIS Vantage Pro2 Plus(美国戴维斯公司), 各项参数时间分辨率均为1 h.
2.2 OBM模型基于观测的盒子模型(OBM)是利用实际观测数据作为约束条件来模拟研究大气光化学的一种方法(Cardelino et al., 1995).模型输入参数主要包括VOCs组分、CO、NO、NO2、SO2等污染物浓度和温度、相对湿度、气压等气象参数, 均为小时分辨率, 模型采用CB05机理, 模拟输出与光化学反应相关的参数浓度, 有关模型的介绍参见文献(Wang et al., 2017).
2.3 增量反应活性(RIR)通过相对增量反应活性的方法来探究不同O3生成前体物与O3的敏感性关系.相对增量反应活性是光化学O3生成速率的变化百分比与源效应变化百分比的比值, 计算方法见式(1).
(1) |
式中, RIR(x)为物种x的相对增量反应活性;PO3是7:00—19:00之间O3生成速率的积分值;x为一次污染物, 如NO、CO、AVOCs(人为源挥发性有机物);ΔC(x)为物种x的浓度变化量;PO3(x-Δx)为物种x浓度变化ΔC(x)后对应的PO3;为了避免可能的数值计算误差和减少对模式系统的干扰, 在模拟过程中对应的ΔC(x)选择为C(x)的10%(陆克定等, 2010);每小时的O3生成速率(PO3)通过OBM模型模拟输出的各项参数计算获得, PO3计算公式见式(2).
(2) |
(3) |
(4) |
式中, G(O3)为O3的光化学总生成速率, D(O3)为O3光化学反应去除速率, k1~k7为各反应物之间的反应速率, 取值来自于CB05机制(Yarwood et al., 2005), 各反应的介绍具体参见文献(陆克定等, 2010).
2.4 EKMA曲线EKMA曲线(Empirical Kinetics Modeling Approach)是由不同的NOx和VOCs表征量对应O3的表征量绘制而成的等值线, 等值曲线的转折点连接线即为EKMA脊线(x轴为VOCs表征量, y轴为NOx表征量).一般地, 当浓度点位于脊线上方, 说明对应的O3处于VOCs控制区, 即减少VOCs的排放对O3浓度具有明显的控制效果;浓度点位于脊线下方, 则处于NOx控制区, 减少NOx的排放对O3浓度具有明显控制效果;而浓度点位于脊线附近时, 则处于过渡区, 减少VOCs和NOx对O3浓度具有同等的效果(唐孝炎等, 2006).
本文中EKMA曲线绘制的具体方法为:将观测时段分成3个阶段, 分别为4—5月、6—7月和8月;将各阶段对应的O3超标日的NOx、VOCs及气象条件等参数进行平均, 获得3个污染时段的EKMA曲线基准情景, 以基准情景为基础, 按照浓度梯度各设置12组NOx、VOCs的浓度数据和OH活性数据, 组合获得144个排放情景(NOx和AVOCs外的其余参数与基准情景相同);情景设置的浓度及OH活性范围应大于实际的监测浓度或活性范围, OH活性估算方法参见文献(Atkinson et al., 2003;王成辉等, 2020);利用OBM(CB05机理)模拟144个排放情景下的O3生成速率(PO3)和O3浓度, 从而绘制PO3和O3的等浓度曲线.
3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成都市O3及前体物污染现状2019年4月1日—8月31日, 成都市O3平均小时浓度为67.8 μg · m-3, 日最大8 h滑动平均浓度平均值及90百分位浓度分别为114.1 μg · m-3和179.1 μg · m-3.根据AQI评价, 监测期间站点O3超标日共计为29 d.图 2为观测期间O3及相关前体物的浓度时间序列.
观测期间的主要气象参数及O3、CO、NO、NO2、挥发性有机物及其物种等污染物浓度列于表 1和表 2.相比非超标日, O3超标日往往对应着高温、低湿、少雨的天气, 且绝大部分前体物浓度有所上升.
观测期间, VOCs组分中烷烃浓度最高, 其次是含氧类和卤代烃化合物;对比O3超标日和非超标日, 含氧类VOCs的浓度在超标日时上升的最多, 可能与二次反应生成有较大关系(Yuan et al., 2013;Deng et al., 2019).从VOCs主要物种来看, 丙酮、乙烷、丙烷、乙炔、二氯甲烷、乙烯、正丁烷、乙酸乙酯、异戊烷为监测期间浓度较高的物种, 平均浓度在1×10-9(体积分数)以上;超标日对应的丙酮绝对浓度上升最多, 其次是二氯甲烷和乙酸乙酯.丙酮既是典型的光化学反应产物(Stroud et al., 2001), 同时又有广泛的一次排放来源, 已有研究表明, 工业生产和生物质燃烧等过程均有较大量的丙酮和二氯甲烷排放(Mo et al., 2016;熊超等, 2019;牛真真等, 2019), 在成都市本地典型企业的监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叶宏等, 2019;周子航等, 2019;包亦姝等, 2020);乙酸乙酯是成都市几个典型工业源如印刷、家具、制鞋、化学品制造业排放的主要VOCs物种之一(包亦姝等, 2020);乙烷、乙炔是典型的燃烧产物, 煤、生物质、天然气燃烧及机动车尾气等均有相应的排放(Liu et al., 2008;Li et al., 2014;Mo et al., 2015);丙烷可能主要来自于液化石油气的使用(Mo et al., 2015), 如餐饮源和使用LPG的交通源;乙烯、正丁烷既可能来自燃烧源、汽油车尾气排放(Simayi et al., 2020), 也可能来自于石化行业(如乙烯装置)排放(Liu et al., 2008;Mo et al., 2016);异戊烷主要来自于油气挥发, 如加油站(王继钦等, 2020)或机动车油气泄漏(Zhang et al., 2013).
已有的成都市VOCs源解析研究表明, 成都市城区春、夏季以机动车尾气、工业过程源和溶剂使用源为主要贡献来源(王成辉等, 2020).结合以上VOCs主要物种的来源分析, 说明相比非超标日, 成都市O3超标日的一些工业源排放可能存在较大幅度的增加, 建议应加强相关排放源的管控.
3.2 O3超标日前体物增量反应活性分析本文筛选了22个O3超标日(VOCs数据完整, 有23个小时数据)进行OBM模拟, 时间上覆盖了4—8月, 各超标日对应的O3与前体物浓度见表 3.
图 3为OBM模拟的O3浓度与观测的O3浓度平均小时变化对比, 模式模拟的浓度与观测浓度的一致性较好, 重现了站点的O3浓度的日变化规律, 说明采用该模式可以较好地代表站点的本地光化学过程(张玉欣等, 2018).
基于OBM的模拟结果, 对O3超标日开展前体物增量反应活性的研究.将O3前体物分为4类, 即NOx、CO、人为源VOCs(AVOCs)和植物源VOCs(BVOCs, 对应的观测物种为异戊二烯)(Zhang et al., 2008), 分别模拟获得不同超标日的RIR值.RIR值为正值时说明该前体物的浓度增加会促进O3生成, 其值越大表明O3生成对其越敏感;相反, RIR值为负值表示该前体物对O3生成起抑制作用(Cardelino et al., 1995).
图 4a~4b列出了各O3超标日对应的4个类型前体物的逐日RIR值, 所有的O3超标日均对AVOCs、BVOCs和CO为正RIR值, 对NOx为负RIR值, 说明成都城区O3超标日处于VOCs控制区, 该结果与Tan等(2018)对成都市2016年9月城区的O3敏感性判断结果一致.监测期间平均来看, O3对前体物生成敏感性强弱依次为:AVOCs>BVOCs>CO>NOx, 说明控制AVOCs对站点超标日的O3浓度下降最为有利.分析4种前体物敏感性的逐月变化(图 4c), 发现O3对AVOCs的敏感性逐月差异较小, 而对BVOCs的敏感性在6—7月最强, 与该时段异戊二烯浓度较高相对应(陆克定等, 2010);O3对CO的敏感性在4—5月最强, 说明在该时段开展CO的削减对控制O3是较为有利的;削减NOx对O3下降的不利效应在各月份均较强.
EKMA曲线表征了O3与前体物VOCs和NOx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横纵坐标可以是排放量、环境浓度或者OH消耗速率, 对应的O3指标既可以用浓度表示也可以用生成速率等表示(李用宇等, 2013;李磊等, 2017;蒋美青等, 2018;罗恢泓等, 2019).然而过去的研究中, 往往仅提供一种类型的EKMA曲线.本研究中将EKMA曲线分为4类, 分别以O3 8 h最大滑动均值浓度(曲线1)、O3最大小时浓度(曲线2)、10:00—16:00的O3生成速率(曲线3)及日最大O3生成速率(曲线4)4个指标作为EKMA曲线的等值线指标.将相应月份的实际观测数据列入到对应的EKMA曲线图中, 可以判断不同日期所处的控制区位置.
图 5为3个时段对应的EKMA曲线图, 4类EKMA曲线在控制区的判断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以O3生成速率为等值线的两类EKMA曲线(曲线3和4)均显示所有监测日的O3处于典型的VOCs控制区, 而以O3浓度为等值线的两类EKMA曲线(曲线1和2)则显示少部分日期的O3可能处于过渡区状态, 这种控制区的结果差异可能一方面受到OBM模型的模拟误差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不同的O3控制目标下, 对应的前体物敏感性也存在差异, 有待于进一步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分析研究.
4类EKMA曲线中, 曲线1和曲线2在同一月份时段的脊线比例相同, 其在4—5月EKMA曲线的脊线比例约为13, 6—7月及8月的脊线比例约为8, 不同月份时段的比例变化说明了局地O3光化学反应机制的差异;然而曲线3(曲线4脊线不明显, 不参与讨论)的脊线比例在3个月时段相近, 均约为11, 可能主要是由于曲线3的分析时间对应为10:00—16:00, 同时间的O3局地光化学反应在3个月份差异不大.与其他研究相比, 本文不同月份的脊线比例略低于一些学者在南京(李用宇等, 2018)、天津(张敏等, 2015)等地的研究(VOCs/NOx分别为13、15), 但高于蒋美青等(2018)在四大城市群的结果(低于5), 这可能是由于绘制EKMA曲线对应的时间、地点、臭氧指标及模型的机理不同导致的.本文的EKMA曲线结果表明, 成都市城区范围若要达到较好的O3控制效果, VOCs的减排比例应远大于NOx, 且该比例在春季应大于夏季.
3.4 O3收支分析大气环境中监测得到的O3浓度变化是光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照Tan等(2018)的研究方法, 大气环境中的O3收支可以由式(5)表示.
(5) |
式中,
选取典型的O3污染日进行收支分析(图 6).典型O3污染日的日最大PO3net分布在10×10-9~18×10-9 · h-1之间, 不同污染日之间的差异较小;监测站点的RO3trans在不同超标日的输入和输出浓度分别为7×10-9~55×10-9 · h-1和15×10-9~59×10-9 · h-1, 各污染日间差异较大.
图 7显示了O3超标日的24 h平均收支情况.9:00—11:00, 站点受到O3输入的影响较大, 可能与前一日的O3污染累积有关(Tan et al., 2018), 平均输入量为10×10-9 · h-1;12:00—15:00, PO3net对
1) 2019年4月1日—8月31日观测期间, 成都市城区观测点位的O3超标日为29 d, 相比非超标日, O3超标日绝大部分污染物的浓度均有所上升.VOCs物种中丙酮绝对浓度上升最多, 其次是二氯甲烷和乙酸乙酯, 说明工业源排放在超标日可能存在较大幅度的增加, 应加强相关排放源的管控.
2) 相对增量反应活性结果显示, 观测点在O3超标日对AVOCs敏感性最强, 其次为BVOCs和CO, 而对NOx为负敏感性, 总体控制AVOCs对站点超标日的O3浓度下降最为有利;逐月变化来看, O3对AVOCs和NOx的敏感性逐月差异较小, 对BVOCs的敏感性在6—7月最强, 对CO的敏感性在4—5月最强.
3) EKMA曲线的结果显示, 不同的O3控制目标下, 对应的前体物敏感性存在差异;观测点位总体处于典型的VOCs控制区, 以O3浓度为等值线的EKMA曲线显示4—5月脊线比例约为13, 6—7月及8月份的脊线比例约为8;建议在开展O3防控时, VOCs的减排比例应远大于NOx, 且春季的比例应大于夏季.
4) 观测期间, 监测站点典型O3污染日对应的日最大O3小时生成速率在10×10-9~18×10-9 · h-1之间;上午存在O3浓度输入, 下午本地生成占主导, 其余时段O3浓度对外输出(含沉降)影响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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