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能源消费量攀升, 大气污染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其中京津冀、成渝、关中地区、中原地区等成为我国PM2.5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张玉梅, 2015). PM2.5已成为我国多个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呈现出区域性、复合型污染特征(薛文博等, 2014). PM2.5可通过吸入到肺部和散射或吸收太阳辐射可以对人体健康(Hou et al., 2015)、大气能见度(Fu et al., 2016)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PM2.5污染特征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大气环境PM2.5化学组分(Guo et al., 2017)及时空分布特征(Liu et al., 2015)、PM2.5粒径分布特征(Yang et al., 2015)、典型重污染时段PM2.5污染特征(Zhang et al., 2013)、PM2.5浓度与气象条件的相关性分析(李令军等, 2016)以及区域间相互传输影响(崔继宪等, 2018)等. Zhao等(2013)于2009—2010年在北京、天津和石家庄采集了PM2.5样品, 并分析元素、离子和碳质组分特征, 结果显示石家庄地区PM2.5和化学组分年均浓度最高, 由于光化学反应较强, 夏季NO3-、SO42-和NH4+浓度较高. Huang等(2014)对北京四季水溶性离子污染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二次离子(SNA=NO3-+SO42-+NH4+)在无机水溶性离子中占比最大, 可占到82.8%, 且静稳天气下浓度会进一步升高. Li等(2013)计算了京津冀地区四季不同城市的二次离子转化程度, 结果表明夏、秋两季转化率明显高于冬、春两季. 贾佳等(2018)对2014—2016年北京、石家庄、唐山的PM2.5及其SNA组分和来源贡献进行了研究, 表明3个城市PM2.5质量浓度整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重污染期间SO42-、NO3-和NH4+质量浓度明显增加, 重污染的形成是本地源排放和外来区域传输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以来, 2013—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加大了PM2.5污染的治理力度, 空气质量得以有效改善.与此同时, 随着前体物SO2与NOx排放量的显著降低, PM2.5中SNA组分浓度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因此本研究针对2017—2018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PM2.5及其SNA组分特征和区域性联系展开分析.本文选取京津冀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不同的北京、石家庄两地, 采集2017年1、7月与2018年1、7月PM2.5样品, 针对采暖季、非采暖季及典型重污染过程的PM2.5及SNA组分特征进行分析, 基于TrajStat模型与WRF-CAMx模式开展PM2.5轨迹、区域传输贡献和排放来源的分析, 旨在研究PM2.5与SNA组分特征及季节变化规律, 解析PM2.5区域输送特征和排放来源, 以期为北京与石家庄的“一市一策”以及区域联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2 样品分析(Samples analysis) 2.1 样品采集本研究分别选取北京市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楼顶(39.962°N, 116.366°E)、石家庄市环境监测中心楼顶(38.025°N, 114.536°E)(图 1), 采集PM2.5样品.两处采样点位于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可较好反映两市城区的空气质量状况与颗粒物污染特征.采样时段为2017-01-01—2017-01-23、2017-07-01—2017-07-28、2018-01-02—2018-01-24、2018-07-01—2018-07-30, 分别代表两年采暖季与非采暖季, 每个样品采样时间为连续23 h (10:00—次日09:00), 记录累计体积、温度、相对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采样前对所有采样仪器都进行流量校正和采样头密封性检查.采样仪器选用武汉天虹多通道颗粒物采样器(URG-3000ABC), 配有PM2.5组合式多功能切割器, 采样流量设为16.67 L·min-1.采样滤膜选用Whatman特氟龙滤膜(英国, 直径47 mm), 用于水溶性离子的测试分析.滤膜在使用前后均需在恒温恒湿箱(温度:(20±2) ℃, 湿度:40%±5%)平衡48 h, 在超净室用电子天平(型号: MSA6.6S-000-DF赛多利斯微量天平Cubis, 精度: 0.001 mg)进行称量.根据采样前后滤膜质量之差、标况体积等计算得到颗粒物的质量浓度.称重完毕后, 将大气颗粒物样品放入聚四氟乙烯盒装好密封, 置于4 ℃冰箱内保存直至测试分析.
水溶性离子分析.剪取1/4的特氟龙采样滤膜, 称重后放入容积20 mL的试管中, 加入10 mL高纯水, 密封后置于超声波清洗器振荡60 min, 用聚丙烯无菌注射器经0.45 μg一次性针头微孔滤膜注入离子色谱系统(贾佳等, 2018).同时采用3张空白膜做相同的处理, 采用离子色谱仪(型号: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CS-1100型)分析Na+、K+、Ca2+、Mg2+、NH4+、F-、Cl-、NO2-、NO3-、SO42-共10种离子的质量浓度.另取空白膜和标准样品进行测试, 保证数据分析质量(温维等, 2014).
3 模型设置(Model configuration) 3.1 数据收集后向轨迹使用美国NOAA大气资源实验室开发的全球资料同化系统(GDAS)数据(ftp://arlftp.arlhq.noaa.gov/pub/archives/gdas1/). WRF模拟所需背景场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提供的1°×1°, 6 h分辨率的FNL全球分析资料, 所需地形资料、土地利用数据采用美国USGS的全球地形和土地利用数据.
北京、石家庄两地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常规气象数据来自于MICAPS数据, 两处采样点处于楼顶高度在30~50 m左右, 故选取MICAPS高度为55 m的气象数据, 用于重污染气象条件分析和模拟结果验证.北京、石家庄的国控站点SO2、NO2、PM2.5质量浓度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https://www.aqistudy.cn/historydata), 用于硫氧化率与氮氧化率分析及测试分析结果与CAMx模拟结果的验证.
3.2 后向轨迹模型本研究采用TrajStat模型, 选择浓度权重轨迹分析方法(CWT), 模拟2017—2018年冬夏两季代表月48 h气团后向轨迹进行分析, 每6 h模拟一次, 选取北京与石家庄的采样点经纬度作为标记坐标, 选取100 m高度气团开展研究, 可充分反映对本地近地面的远距离PM2.5输送, 将各条轨迹对应的PM2.5小时均值数据添加至轨迹上, 得到影响两地标记点PM2.5的气团输送路径.对于CWT的设置, 本研究取75 μg·m-3作为判断污染轨迹的标准, 将研究区域105°~125°E、30°~45°N进行网格化处理, 每个网格的格距设为0.25°×0.25°, 并假设污染物沿着气团轨迹传输, 在其过程中无化学转化和大气清除作用. CWT计算方法见式(1) (杜艳伟等, 2016).
(1) |
式中, CWTij是网格(i, j)上的平均权重浓度; j是经过网格i的轨迹之一; m是轨迹数目; Cij是轨迹j经过网格i时的PM2.5质量浓度; nij是轨迹j在网格i停留的时间.
nij较小时不确定性很大, 因此引入权重函数Wij来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 以减少误差.权重函数如式(2)所示(孙晓伟等, 2018).
(2) |
式中, Wij表示权重因子, nij表示经过(i, j)网格的所有轨迹.
(3) |
式中, WCWTij值越大, 说明网格(i, j)所在区域对标记坐标点的浓度贡献越大.
3.3 WRF-CAMx数值模拟本研究采用WRF-CAMx双层网格嵌套, 针对典型重污染月份PM2.5与SNA组分跨区域传输贡献情况进行了模拟分析, 其中外层网格分辨率为36 km×36 km, 覆盖范围包括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北部等; 内层网格分辨率为12 km×12 km, 覆盖整个京津冀地区、山东、山西、河南等区域.气象模型采用WRFv3.5, 空气质量模型采用CAMx6.3.本文将内层网格划分为8个排放区域, 分别为北京、天津、石家庄、河北西北(张家口)、河北南(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河北东(唐山、秦皇岛)、河北东北(承德), 其他区域, 并选取与采样点相对应的坐标作为受体点, PSAT用于定量研究模拟区域内污染物传输规律.京津冀地区使用的本课题组近10年工作自下而上建立并逐年更新的京津冀高分辨率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Zhou et al., 2015; Zhou et al., 2017), 污染物主要包括SO2、NOx、PM10、PM2.5、NH3、CO和VOCs等, 京津冀以外使用的清华大学建立的高分辨率MEIC清单(http://www.meicmodel.org), 通过GIS网格化分配, 建立适用于输入空气质量模式的模型清单.
本研究以风速和温度为例选取MICAPS北京(111.15°E, 40.68°N)和石家庄(114.56°E, 38.15°N)两个气象站点进行WRF模拟结果验证, 同时利用实验所得组分结果进行基于WRF-CAMx模拟得到的PM2.5、SO42-与NO3-模拟结果验证.研究采用相关系数(COR)、平均标准偏差(NMB)、平均绝对误差(NME)对模拟效果进行可靠性评价(宗亚楠等, 2018).从表 1可以看出, 相关性为0.65~0.84, NMB值为-0.39~0.44, NME为0.20~0.55, 由于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模型内部对重污染颗粒物的二次转化机制不完善, PM2.5及组分模拟存在一定程度低估, 但与同类研究相比(Heather et al., 2012), 模拟结果总体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保证了污染特征与区域传输分析的可靠性.
图 3为基于监测得到的北京市、石家庄市采样点研究时段内PM2.5质量浓度, 与发布PM2.5数据相比, 相关性为0.88, 因采样位置不同浓度有所差异. 2017年1月、7月和2018年1月、7月北京市PM2.5月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11.81±86.92)、(44.52±18.35);(50.30±28.62)、(73.74±24.77) μg·m-3, 石家庄市分别为(200.71±80.07)、(72.20±20.28);(108.92±45.37)、(63.23±19.60) μg·m-3.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限值(75 μg·m-3)对比, 两年夏季两市均达到标准, 2017年1月的北京和石家庄与2018年1月的石家庄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2017年1月, 北京市出现一次持续性7 d(1—7日)的重污染事件, 石家庄月均浓度达到了重度污染水平.两地均存在锯齿形污染过程, 且同时期浓度升降趋势有一定相似.两年采暖冬季石家庄浓度整体高于北京. 2018年1月由于北京市及周边共同的长期减排, 也有短期应急的作用, 加上有利的气象条件, 成为2013年以来唯一秋冬季无重污染日的月份(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2018).
无机水溶性离子中NO3-、SO42-、NH4+是大气细颗粒物的重要组分, 研究表明二次离子组分(SNA)占大气细颗粒物总质量浓度的30%~50%(丁萌萌等, 2017).总体来看, 两地SO42-、NO3-、NH4+的浓度占比在不同季节有一定变化, SNA质量浓度时空分布有所不同. 图 4为北京市、石家庄市观测时段内SNA组分浓度与PM2.5占比情况. SNA占PM2.5所有组分的34.11%~51.68%, 对PM2.5质量浓度有重要贡献.
采样期间2017年1月、7月和2018年1月、7月北京市SO42-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9.35±9.48)、(5.96±2.64);(6.03±2.52)、(5.71±2.07) μg·m-3, 石家庄市SO42-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35.27±14.16)、(10.29±3.54);(20.86±4.45)、(7.09±2.81) μg·m-3.北京市NO3-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24.64±11.97)、(6.40±2.24);(7.68±4.49)、(6.97±4.20) μg·m-3, 石家庄市NO3-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33.12±13.29)、(9.47±2.94);(19.95±8.45)、(5.72±2.77) μg·m-3. NH4+在PM2.5组分中的占比相对较低, 而2017年1月重污染月份北京和石家庄的NH4+浓度分别为12.57、31.24 μg·m-3, 对比其他月份明显升高.与2013年北京SNA组分(王占山, 2016) (SO42-冬季36.54 μg·m-3、夏季21.23 μg·m-3, NO3-冬季12.81 μg·m-3、夏季11.37 μg·m-3)相比, 除2017年1月存在重污染过程外NO3-浓度较高, 2017年7月、2018年1月和7月同季节对比SO42-和NO3-浓度均有明显下降.北京2017年1月、7月和2018年1月、7月的NO3-/SO42-值分别为1.27、1.07;1.27、1.22, 与北京市环保局(2014)公布的2012—2013年NO3-/SO42-=1.05相比, 呈现一定幅度的上升, 硝酸盐在二次无机组分的占比上升. 2013—2017年主要在于固定燃烧源和散煤燃烧的管控, 主要在于硫污染管控, 而针对机动车的管控力度相对较小, 且各个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是逐年增加.
采样期间北京的组分浓度特征呈现为NO3->SO42->NH4+, 而石家庄呈现为SO42->NO3->NH4+, 且同期石家庄SO42-高于北京. SO42-的气态前体物为SO2, 大气中的SO2主要来自工业化石燃料燃烧与居民燃煤, NO3-的气态前体物为氮氧化物NOx, 主要为NO和NO2, 城市大气来源主要包括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工业生产排放等(王佳, 2015). NH3作为NH4+的前体物, 多来源于农牧排放.北京市当前排放源以机动车为主, 石家庄市工业较为密集, 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地, 其排放源的差异性使得组分特征也有所不同.从季节上看, 两地的冬季SO42-与NO3-均高于夏季.冬季温度低, 光照强度弱, 光化学反应速率较慢, 不利于二次转化, 但由于采暖期间燃煤消耗量较大, 各类前体物(SO2、NOx等)的排放对比于夏季明显增加.而SO42-/NO3-夏季高于冬季, 夏季强烈的辐射光加上高温高湿条件有利于气态前体物的二次转化, 且夏季大气中的O3等氧化剂的浓度增加明显, SO2向SO42-的转化率高于其他转化, 且SO42-较NO3-更加稳定.
4.2 硫氧化率与氮氧化率前体物的浓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二次离子浓度.气态前体物SO2、NO2向SO42-、NO3-的二次转化过程可以用硫氧化率(sulfur oxidation ratios, SOR)和氮氧化率(nitrogen oxidation ratios, NOR)来衡量(王晓琦等, 2016).图 5为北京和石家庄的SOR与NOR结果, 计算公式见式(4)和式(5)(魏巍等, 2019).
(4) |
(5) |
式中, SO42-、NO3-分别指SO42-、NO3-的物质的量浓度(mol·m-3), SOR、NOR分别指硫氧化率、氮氧化率.
两市冬季SO42-质量浓度整体高于夏季, 而夏季SOR高于冬季. SO2向SO42-的转化主要通过SO2与HO·自由基的气相氧化以及SO2与氧化剂在水汽和气溶胶液滴表面的均相与非均相氧化反应.由于夏季的湿度较高, 大气光化学氧化性强, 为SO2在水汽和气溶胶液滴中的非均相反应提供了有利的反应条件(刘景云等, 2016).北京市的SOR整体高于石家庄市, 北京臭氧污染更为严重(程麟钧等, 2017), O3作为大气氧化性的重要指标, 较高的大气氧化性很大程度上影响SO2的氧化转化.NOR对比于SOR季节变化幅度较小. 2017年1月两地NOR均高于2018年1月, 重污染期间二次转化程度更高.如图 6所示, 2017年1月1—6日重污染持续期间, 两地PM2.5浓度保持在150 μg·m-3以上且存在升降过程, 而NOR持续高于0.2且存在缓慢上升的趋势, 在后期污染消除过程(7—9日)NOR随PM2.5浓度下降; 石家庄2017年1月18日短期PM2.5污染过程中, PM2.5由16日的108 μg·m-3加重至18日的344 μg·m-3随后19日减轻至133 μg·m-3, 同时NOR由16日的0.23上升至18日的0.39随后19日降低至0.02, 该短期污染过程NOR与PM2.5存在同升同降的趋势. NO2光氧化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强度, 夏季光照强, NO2光氧化活性强, 2018年夏季NOR高于非重污染的冬季.石家庄NOR高于北京, 气相氧化是冬夏季NO2氧化的重要途径, 受O3和NH3的影响较大(韩力慧等, 2018), 有研究表明大气中NH3较少时, H2SO4优先与NH3结合生成NH4HSO4, 随着NH3的增多, NH3HSO4转化为(NH4)2SO4, NH3充足时, 过量的NH3进而与HNO3反应生成NH4NO3, 石家庄及周边农牧氨排放高于北京, 图 3除2017年7月两市NH4+浓度大致持平外, 2017年1月、2018年1月和7月均表现为石家庄大于北京也可证明这一点.
图 7和图 8分别为北京、石家庄基于后向轨迹模拟的浓度权重轨迹分析结果, 模型结果显示的气流轨迹与风向频率大致吻合.从CWT结果可以看出, 两城市的气团轨迹聚类都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
冬季北京市、石家庄市WCWT值在50~250 μg·m-3的网格区域最多, 根据其分布来看, 气流后向轨迹路径主要分布在蒙古部分南部部分地区、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省西部地区等, 该区域身居内陆, 多为干旱的沙漠地区, 易携带悬浮颗粒物输送, 多以自然污染源为主.受西北季风的影响, 这些戈壁荒漠地区对两城市PM2.5远距离传输影响较高, 由河北进入北京、由山西省进入石家庄.而在夏季WCWT高值集中在东南方向的网格区域, 受季风影响, 气流轨迹由山东省或渤海湾流入京津冀地区.
两年冬季均存在一条西南传输通道对北京市PM2.5潜在贡献较高, 通道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 途径保定、衡水等城市, 在传输作用下对北京地区的PM2.5浓度影响较大.石家庄市两年冬季潜在贡献区域集中在周边地区, 河北南部与山东西北部的重工业城市群人口众多, 工业生产、燃煤和机动车的污染物大量对石家庄PM2.5浓度具有显著贡献.
4.4 区域传输对PM2.5与SNA的影响由于2017年1月期间, 北京和石家庄的PM2.5质量浓度、SNA组分、SOR与NOR明显高于常规时段, 本研究针对该重污染月份, 利用WRF-CAMx-PSAT模式定量分析重污染期间北京、石家庄的PM2.5及其SNA组分的区域传输特征.石家庄整月和北京的1—7日PM2.5浓度较高, 故对其开展逐日的区域贡献浓度分析.
各排放源区对受体城市PM2.5及SNA传输贡献率如表 3所示, 北京、石家庄PM2.5外来贡献分别占总浓度的33.80%、22.54%, 其中河北南部分别贡献14.86%, 17.21%.两地SO42-受周边地区的传输贡献分别为37.13%、24.40%, 两地NO3-受周边贡献分别为70.90%和58.00%, 硝酸盐受区域传输的影响作用更加突出, 硝酸盐区域传输贡献情况与薛文博等(2014)跨市域输送分析和Lang等(2013)不同污染组分下SNA各组分贡献情况结果相似.可能是由于NO3-的生成过程和转化过程更为复杂, 会在传输途径中, 随着环境温度、湿度的变化在气态-气溶胶态之间发生转化(Wang et al., 2019a; Wang et al., 2019b).
石家庄2017年1月区域传输贡献与PM2.5浓度变化如图 9a所示, 该重污染月份以本地贡献为主导, 河北南部地区传输贡献升高的多次情况下, PM2.5浓度就会上升, 河北南部周边地区传输下降时, 则PM2.5浓度下降, 本地贡献占比相应地上升.石家庄地处冀南地区重工业城市群, 为有效应对采暖季PM2.5重污染, 还需加大本地排放的减排力度, 做好周边地区的污染物协同控制工作.
北京重污染时段(1—7日), 受周边贡献PM2.5占比达到了35.09%, 其中河北南和河北东贡献了21.18%, 对比非污染时段周边29.30%的PM2.5贡献占比, 本次重污染过程中周边地区传输贡献有一定幅度升高.重污染期间各排放源区对北京PM2.5的贡献情况如图 9b所示, 整个重污染过程以北京本地贡献为主, 在重污染初期(1—3日), 河北南部地区输入北京贡献占比为22.17%~27.72%, 可推断PM2.5由西南传输通道向北京输送, 4—5日由天津和河北东部地区的传输总贡献升高至25.82%~29.35%, 从6日起各源区贡献逐步减小, PM2.5浓度逐日降低, 至8日此次重污染过程结束.本次污染主要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以本地污染物贡献为主, 同时与周边区域输送叠加所致.针对北京市的区域应急联动, 更应重视河北南部地区的应急响应减排工作.
从PM2.5本地排放来源来看(图 10), 北京市的主要污染源为移动源和扬尘源, 占比分别为43.30%、20.10%, 其中道路扬尘和施工扬尘占比较高.石家庄的主要污染源为工业、燃煤和扬尘, 分别占比26.40%、24.82%、22.50%.针对两地的不同解析结果, 北京移动源占比最大, 应强化本地机动车和扬尘方面的管控, 石家庄燃煤占比仍然较重, 应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加强工业企业、扬尘污染的综合整治.
1) 北京2017年1月和石家庄2017年1月和2018年1月月均浓度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75 μg·m-3), 两年1月石家庄浓度均高于北京.北京NO3-浓度最高, 石家庄SO42-浓度最高, 两地冬季SO42-与NO3-高于夏季, SO42-/NO3-夏季高于冬季.对比常规时段, 重污染期间SO42-、NO3-、NH4+浓度明显增加.
2) 夏季的二次转化能力高于冬季, 冬季重污染时段SOR、NOR明显上升, 由于大气氧化性和排放源的差异性, 北京SOR高于石家庄, 而石家庄NOR高于北京.
3) 两地冬季受西北气流轨迹影响显著, 且两年冬季北京均存在一条PM2.5西南传输通道, 途径河北南部, 石家庄PM2.5潜在贡献区域集中在周边地区, 南部地区的大气治理对于两市冬季空气质量改善尤为重要.夏季两市PM2.5潜在贡献区域多分布在京津冀地区东南方向的渤海湾和山东等地区.
4) 2017年1月北京、石家庄PM2.5的区域传输贡献分别为33.80%、22.54%, 其中河北南部占比较高, 在重污染时段周边PM2.5贡献有所升高, 硝酸盐受区域传输影响更加明显.北京该重污染过程以本地污染物贡献为主, 同时与周边区域输送叠加所致.由于两市排放源的差异性, 北京应强化移动源和扬尘源的管控, 石家庄应优化产业结构, 削减燃煤, 加强工业和扬尘的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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